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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家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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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家鉢,1939出生,北京人。1959年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,毕业後去福建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漆画和木雕研究。1978年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研习雕塑,毕业後留校任教。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,如19...详细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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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家钵、王伟、牟柏岩专访——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系列访谈

作者:朱小钧


   问:三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里怎样寻找资料?


  孙家钵:资料特别少,因为里面有好多右派什么的,是民主党派在我们党的领导下,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发生的一回事,主张抗日。资料挺难找的,主要是报上么的。


  王伟:刚才就像孙先生说的资料找起来比较困难,我们的渠道不是特别多,在网上会找一些资料还是有限不是很清晰,后来我们去北京图书馆和书店找一些当时的书籍、相关的图片资料,不是特别清晰,而且这里面不是特别平均。建国后这些当过国家领导的人还相对来讲资料多一点,有些人资料很少,尤其是王造时,我在网上基本上找不到,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被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物,而且在这里面后期命运是最不幸的一位,他的资料相对比较少。我们现在的资料都是后期资料,比如说晚年的资料相对要多,但是在当时的资料里面基本上见诸于当时的报纸、不太清晰的图片,因为我们要还原当时的历史人物现状,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照片进行参考创作,有一定的难度。


  牟柏岩:孙先生刚才提过了,本来命题是《七君子事件》,最后我们觉得事件本身情节性并不是很强,几个人被抓起来然后又释放了,但是他们有一种气节在里面,我们主要从人物本身出发,去掉这个事件突出7个人,开始最先我们一开始做了些小的东西、场景,摆在一起觉得不太满意就单纯做七个人比较好。


  问:三位老师在创作中是如何分工的?


  王伟:这个过程是这样的,刚开始接到这个,在表现形式上做过一些探讨,习惯上多人物是组雕这种形式,我们也做过这种尝试,觉得不是特别满意,不太符合中国人的审美、表现手法,中国人喜欢长卷式、散点式的感觉。后来我们尝试一下抛开形式上的东西,就从每个人物的出发,每个人物应该是什么样的造型、气质就这样去做,做完以后摆在一起反而比我们以前设计的东西来得自然更好。当时根据对每个人的一些认识、造型上的感受不同挑选了一下,在风格上尽可能放在一起要形成相对来讲统一意见。


  牟柏岩:我做了李公朴和章乃器,史良其实是我和王老师都做了,最后选的是王老师那个。我比较喜欢李公朴和章乃器,章乃器首先从形象上我很喜欢,他很有才华,他小时候想学科学,看了一本书,这本书使他变成了经济学家,但是他非常爱国,感觉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,很有气节,非常倔的一个人。李公朴是一个绝对的爱国民主人士,也参过军,早期去过美国留学两年,所以他很洋气。


  王伟:我这里面负责沙千里、王造时这两个人物的创作,我感觉比较直接,他们这些人都是学者身份,有的人感觉比较激进、有的人含蓄,沙千里偏于内敛含蓄的书生气质,不是特别张扬的样子,所以在造型设计上做的是比较含、收,这里面他算比较瘦的一个造型,那个时候年纪三十来岁,突出他的书卷气。王造时,他性格上比较耿直的人,他最后的不幸和他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。当时公认的他是在这七个人最有才华、口才、文采最好,当时潘大逵说他,冠盖满京华,斯人独憔悴,用来形容他的一生比较恰当。他这人相对来讲比较胖比较厚重,动作没有特别多余的,很沉重的感觉。


  孙家钵:我先挑的,所以我挑的是最容易做的。我做的是沈钧儒和邹韬奋,因为我们这个作品这次行动我觉得完全是很熟悉的方式,原来都做过,跟以前做作品差不多,所以我选了邹韬奋,因为他是这里面唯一的一个后来到临死时才入党,他应该算这个行动党的领导,所以我就用可能比较公式化的动作,他拿着一卷文件在那里指点江山的感觉,而且放在最中间表达这个事件。我觉得这几个人都不一样,他们的想法都不一样,这个作品里不能光表达他们每个人的个性,得用抗日这个东西串起来。所以邹韬奋最容易体现那个气概,沈钧儒后来当了副主席,我主要觉得他的形象挺生动的。


  问:这几个人是怎么布局的?


  王伟:从构图上有变化,人物里面邹韬奋因为他起到了作用相对来说放在中间,其他人当然也很重要,根据构图的需要一种组合。


  问:三位老师收集到的资料不多,创作也是通过晚年的资料来想象七君子年轻时的样子。这种艺术创造在整个过程里发挥了多大的作用,您如何看待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?


  孙家钵:我觉得一点也不矛盾,这两个问题应该是统一的。作为艺术品表达什么东西和历史画历史真实应该是统一的,一个作者怎么考虑这个问题,比如我们就是想不表达整个事件,因为这个事件就是被逮起来又放了,我们就想表达他们几个人的气概,这就是历史的真实,也是我们要表达的艺术的真实。


  问:三位怎么达成这种默契,刚才王老师说大家尽量让面貌统一,有没有一个人的标准为标杆?


  王伟:首先有个基础,我们都是在孙先生的工作室,在艺术方向上不会有特别大的矛盾,相对有一定的默契在里面。


  牟柏岩:我做稿子的时候,我做东西比较形式主义,孙先生那代人有体验,我们是没有体验的,结果做的有点像纪念碑性质的,孙先生指点了一下,其实越平淡越真实,我们个人做都没有想整体,放在一起非常好,反而更强了,每个人都更强了。


  问: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?


  王伟:现在是正稿了,最后可能会有些问题。最后完成的时候在刻画和完全度、手法上会有统一的问题,我想这也不是太难。我们的方向比较明确,我们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

  问:孙先生经历了上世纪国家工程创作,在您看来在以往国家工程的建设中和现在有何不同,从不同的年代来看,我们国家工程的创作有什么变化?


  孙家钵:我觉得形式上有点变化,比如好多上海画就义场面,有很多做的就跟装饰用的画似的(戊戌六君子),从整个操作上没有什么变化,说白了这还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延续。因为现在不一样在哪,比如说798卖的东西都是艺术家自己做的,这和国家工程完全没法统一。我想过,我知道从前是怎么做的,我想跟现在差不多,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违反艺术规律。我到美国的时候在洛杉矶看过尼克松的图书馆,他们下台以后都有一个图书馆展示所有他的东西,那里面就有一个巨大的雕塑,真人大的雕塑主要的就是毛泽东、周恩来进见尼克松一共四个人,不知道谁做的,我想资本主义号称艺术自由也有这种工程。


  问:三位老师如何看待这次国家工程对于个人艺术创作的意义和影响?


  孙家钵:如果就针对任务、政治性的题材来做东西,我觉得这次行动比原来不一样,更尊重我们艺术家的想法,比如我们要怎么处理,虽然经过几次讨论也都在提意见,但还是尊重个人的想法,这就是不一样,我觉得这和西方有好多好作品的出现可能也有尊重艺术家的自由。


  王伟:我觉得这是对个人而言的确是一次挺难得的机会,你是一个参与者,我和孙先生、牟柏岩我们共同合作创作一件作品,而且这件作品创作过程当中也是对人物肖像创作的一个再学习、提高的机会,我觉得现在可能想的也就这些。


  牟柏岩:其实简单说就是道行还不够,我的想法反而比孙先生更陈旧,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

  问:在作品创作周期的具体分工上有没有详细的计划?


  王伟:现在是倒计时,雕塑有材料工艺加工制作周期,我们把最后的期限提前,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,尽量现在往前赶,如果按照原计划五月底完成的话,我们作品一般应该最晚三月份完成,但艺术品永远是遗憾的艺术,我个人有拖拉的习惯,外力的介入我才会完成,有时间的话老想着再做一做,可能会拖到最后。


  孙家钵:我有一个东西得提醒组织者,不能我们说做完了拿去翻了,必须得甲方(组织者)点头,在这之前他要来看,但是他们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时间在什么地方,老说五月拿出来,这之前我们完全可以五月拿出来,如果我现在就做出来,再过两月也可以拿出来,但是得他们看过了同意才行。


  王伟:绘画和雕刻有不一样的地方,绘画实际上可以画到最后,再一个它还有一定的可能性,雕刻一旦做成材料就没有这种修改的可能性了。


  问:请三位老师用一段话来概括一下您个人对这次历史画创作的认识。


  孙家钵:有人跟我说这是你们重要的政治资本,可是我不这么看,尤其我都这么大岁数还要什么政治资本。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件作品提高我们对于塑造一个人物的本事,如果我们能塑造得越深刻,我们收到的越多,我们大家想通过这件作品把我们的能力提高,而且把技能做得尽量深刻点。


  王伟:尽力而为去完成一件自己满意的作品。


  牟柏岩:希望我们做完之后会超越这个题材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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