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三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里怎样寻找资料?
孙家钵：资料特别少，因为里面有好多右派什么的，是民主党派在我们党的领导下，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发生的一回事，主张抗日。资料挺难找的，主要是报上么的。
王伟：刚才就像孙先生说的资料找起来比较困难，我们的渠道不是特别多，在网上会找一些资料还是有限不是很清晰，后来我们去北京图书馆和书店找一些当时的书籍、相关的图片资料，不是特别清晰，而且这里面不是特别平均。建国后这些当过国家领导的人还相对来讲资料多一点，有些人资料很少，尤其是王造时，我在网上基本上找不到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被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物，而且在这里面后期命运是最不幸的一位，他的资料相对比较少。我们现在的资料都是后期资料，比如说晚年的资料相对要多，但是在当时的资料里面基本上见诸于当时的报纸、不太清晰的图片，因为我们要还原当时的历史人物现状，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照片进行参考创作，有一定的难度。
牟柏岩：孙先生刚才提过了，本来命题是《七君子事件》，最后我们觉得事件本身情节性并不是很强，几个人被抓起来然后又释放了，但是他们有一种气节在里面，我们主要从人物本身出发，去掉这个事件突出7个人，开始最先我们一开始做了些小的东西、场景，摆在一起觉得不太满意就单纯做七个人比较好。
问：三位老师在创作中是如何分工的?
王伟：这个过程是这样的，刚开始接到这个，在表现形式上做过一些探讨，习惯上多人物是组雕这种形式，我们也做过这种尝试，觉得不是特别满意，不太符合中国人的审美、表现手法，中国人喜欢长卷式、散点式的感觉。后来我们尝试一下抛开形式上的东西，就从每个人物的出发，每个人物应该是什么样的造型、气质就这样去做，做完以后摆在一起反而比我们以前设计的东西来得自然更好。当时根据对每个人的一些认识、造型上的感受不同挑选了一下，在风格上尽可能放在一起要形成相对来讲统一意见。
牟柏岩：我做了李公朴和章乃器，史良其实是我和王老师都做了，最后选的是王老师那个。我比较喜欢李公朴和章乃器，章乃器首先从形象上我很喜欢，他很有才华，他小时候想学科学，看了一本书，这本书使他变成了经济学家，但是他非常爱国，感觉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很有气节，非常倔的一个人。李公朴是一个绝对的爱国民主人士，也参过军，早期去过美国留学两年，所以他很洋气。
王伟：我这里面负责沙千里、王造时这两个人物的创作，我感觉比较直接，他们这些人都是学者身份，有的人感觉比较激进、有的人含蓄，沙千里偏于内敛含蓄的书生气质，不是特别张扬的样子，所以在造型设计上做的是比较含、收，这里面他算比较瘦的一个造型，那个时候年纪三十来岁，突出他的书卷气。王造时，他性格上比较耿直的人，他最后的不幸和他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。当时公认的他是在这七个人最有才华、口才、文采最好，当时潘大逵说他，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，用来形容他的一生比较恰当。他这人相对来讲比较胖比较厚重，动作没有特别多余的，很沉重的感觉。
孙家钵：我先挑的，所以我挑的是最容易做的。我做的是沈钧儒和邹韬奋，因为我们这个作品这次行动我觉得完全是很熟悉的方式，原来都做过，跟以前做作品差不多，所以我选了邹韬奋，因为他是这里面唯一的一个后来到临死时才入党，他应该算这个行动党的领导，所以我就用可能比较公式化的动作，他拿着一卷文件在那里指点江山的感觉，而且放在最中间表达这个事件。我觉得这几个人都不一样，他们的想法都不一样，这个作品里不能光表达他们每个人的个性，得用抗日这个东西串起来。所以邹韬奋最容易体现那个气概，沈钧儒后来当了副主席，我主要觉得他的形象挺生动的。
问：这几个人是怎么布局的?
王伟：从构图上有变化，人物里面邹韬奋因为他起到了作用相对来说放在中间，其他人当然也很重要，根据构图的需要一种组合。
问：三位老师收集到的资料不多，创作也是通过晚年的资料来想象七君子年轻时的样子。这种艺术创造在整个过程里发挥了多大的作用，您如何看待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?
孙家钵：我觉得一点也不矛盾，这两个问题应该是统一的。作为艺术品表达什么东西和历史画历史真实应该是统一的，一个作者怎么考虑这个问题，比如我们就是想不表达整个事件，因为这个事件就是被逮起来又放了，我们就想表达他们几个人的气概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，也是我们要表达的艺术的真实。
问：三位怎么达成这种默契，刚才王老师说大家尽量让面貌统一，有没有一个人的标准为标杆?
王伟：首先有个基础，我们都是在孙先生的工作室，在艺术方向上不会有特别大的矛盾，相对有一定的默契在里面。
牟柏岩：我做稿子的时候，我做东西比较形式主义，孙先生那代人有体验，我们是没有体验的，结果做的有点像纪念碑性质的，孙先生指点了一下，其实越平淡越真实，我们个人做都没有想整体，放在一起非常好，反而更强了，每个人都更强了。
问：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?
王伟：现在是正稿了，最后可能会有些问题。最后完成的时候在刻画和完全度、手法上会有统一的问题，我想这也不是太难。我们的方向比较明确，我们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问：孙先生经历了上世纪国家工程创作，在您看来在以往国家工程的建设中和现在有何不同，从不同的年代来看，我们国家工程的创作有什么变化?
孙家钵：我觉得形式上有点变化，比如好多上海画就义场面，有很多做的就跟装饰用的画似的(戊戌六君子)，从整个操作上没有什么变化，说白了这还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延续。因为现在不一样在哪，比如说798卖的东西都是艺术家自己做的，这和国家工程完全没法统一。我想过，我知道从前是怎么做的，我想跟现在差不多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违反艺术规律。我到美国的时候在洛杉矶看过尼克松的图书馆，他们下台以后都有一个图书馆展示所有他的东西，那里面就有一个巨大的雕塑，真人大的雕塑主要的就是毛泽东、周恩来进见尼克松一共四个人，不知道谁做的，我想资本主义号称艺术自由也有这种工程。
问：三位老师如何看待这次国家工程对于个人艺术创作的意义和影响?
孙家钵：如果就针对任务、政治性的题材来做东西，我觉得这次行动比原来不一样，更尊重我们艺术家的想法，比如我们要怎么处理，虽然经过几次讨论也都在提意见，但还是尊重个人的想法，这就是不一样，我觉得这和西方有好多好作品的出现可能也有尊重艺术家的自由。
王伟：我觉得这是对个人而言的确是一次挺难得的机会，你是一个参与者，我和孙先生、牟柏岩我们共同合作创作一件作品，而且这件作品创作过程当中也是对人物肖像创作的一个再学习、提高的机会，我觉得现在可能想的也就这些。
牟柏岩：其实简单说就是道行还不够，我的想法反而比孙先生更陈旧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问：在作品创作周期的具体分工上有没有详细的计划?
王伟：现在是倒计时，雕塑有材料工艺加工制作周期，我们把最后的期限提前，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尽量现在往前赶，如果按照原计划五月底完成的话，我们作品一般应该最晚三月份完成，但艺术品永远是遗憾的艺术，我个人有拖拉的习惯，外力的介入我才会完成，有时间的话老想着再做一做，可能会拖到最后。
孙家钵：我有一个东西得提醒组织者，不能我们说做完了拿去翻了，必须得甲方(组织者)点头，在这之前他要来看，但是他们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时间在什么地方，老说五月拿出来，这之前我们完全可以五月拿出来，如果我现在就做出来，再过两月也可以拿出来，但是得他们看过了同意才行。
王伟：绘画和雕刻有不一样的地方，绘画实际上可以画到最后，再一个它还有一定的可能性，雕刻一旦做成材料就没有这种修改的可能性了。
问：请三位老师用一段话来概括一下您个人对这次历史画创作的认识。
孙家钵：有人跟我说这是你们重要的政治资本，可是我不这么看，尤其我都这么大岁数还要什么政治资本。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件作品提高我们对于塑造一个人物的本事，如果我们能塑造得越深刻，我们收到的越多，我们大家想通过这件作品把我们的能力提高，而且把技能做得尽量深刻点。
王伟：尽力而为去完成一件自己满意的作品。
牟柏岩：希望我们做完之后会超越这个题材。